作为圣王的政教合一体制已经在远古人间得以落实的观念，之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出来，不但是政治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的宗教。

孔子收集、整理尧、舜之法度与文王、武王之典章。三代形成之种种神灵崇拜，以各种形态延续，有的甚至到今日。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大象》曰：风行地上，观。此后历朝政府都会投资兴办国家学校体系，上自中央政府，中经郡（州或省、府），下到县。孔子认为，治国首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此，治国者负有教民之责任。儒家是文教之命题，旨在反对儒家是宗教之命题。

在这一点上，儒家完全不同于宗教。由此形成中国源远流长的天道信仰，并有后世帝王专享的祭天之礼。五，宗教间应互补、和平共处。

显然，没有以仁为体的和，只能是表面的。劳思光在1988年新加坡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他有哲学家的睿见。当然，作为文化的儒教今天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但可以部分或改良地恢复，如祠堂、私塾、书院的恢复在今天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从九二年开始，我的这个思路很明确，一方面指出了儒家伦理对同化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儒家的价值体系对现代化的重要调节，传统价值的继承和转化能满足人的终极关怀的需要。

以前是没有人这么提问的，一般人都觉得傅伟勋讲得很有道理。我的特点是说，这个讲法其实韦伯自己就讲了，他用的就是产生与同化，他认为，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不奇怪，但中国同化、学习资本主义的能力可能会比日本更强。

哪些方面呢，主要就是人生价值、社会伦理。即使是和平交流、文化交融，消化吸收也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不会轻易地向外来文化屈服，不会轻易地放弃文化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所强调的儒学可以说是一个价值的儒学。所以，在新加坡开会的第一天早上，包遵信就说你的文章是针对我的。

比如和平、宽容，对富国强兵没有意义，就要否定。一个政府也许不必同特定的某一学派、流派、教派捆绑在一起，但对社会生活基本规范和做人美德，对传统的基本价值必须明确加以认同和发扬，离开了这些，不仅谈不上政治的正当，就连政治本身都会成为问题。所以要指出文化保守主义是被动的回应，不是主动找事。  五、儒家伦理可以同化资本主义 奎凤：马克思认为物质经济对精神文化有决定性影响，而韦伯比较强调精神力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新教伦理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那时有些理论家居然提出一切向钱看的口号，向人民币看，这些都是我们的理论家陷入迷失的表现。儒家文化资源历来支持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对专业知识分子相对不够重视，不太支持专业知识分子。

儒学不是不支持改革，但它有它的特点。为什么要强调作为生活伦理的儒学，因为二十世纪并不缺少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建构，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恢复作为生活伦理的儒学来影响大众和社会。

在《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中，我也讲了，虽然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压制，但文化界总是不断有呼声出来。亚洲价值主要指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价值体现，它有五大原则：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一个方面。  一、大学体制与儒学研究 1. 文化儒学是我另一条没有断过的主线 奎凤：作为当今国内乃至世界上儒学研究最有声望的权威学者之一，我觉得您的儒学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作为学术的儒学，另外就是作为文化的儒学。所以，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经过人文反思的现代化。比如，先秦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士的精神，要以道自任以天下自任，彰显了儒家文化非常强烈的公共性的价值立场。

以前总认为普遍性是一元的。一元化思维对儒学的责难，由此发展出全盘改造儒学的计划，其实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您的文化观有着怎样的一种复杂性？ 陈来：1989年初我写的纪念五四那篇长文（《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全文在香港发表，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读书》1989年第5期发表，那里面突出讲到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功利主义，认为这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潮一个基本的对立，这篇文章显然是对文化保守主义作了进一步论述和肯定。不是要彻底改变儒学的性格，更不能走打倒儒学的路子。

全面来讲，我的文化观既是开放的，也是批判的，同时也是保守的。就是说泛道德主义不应仅指儒家的价值取向，而且更指儒学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功能和效果。

礼确实是孔子儒学的重要特色，我想到了与礼密切关联的乐的问题。我认为大学在现代可以作为儒家哲学生存的基地之一，这是不必有什么疑问的。  九、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 1.价值儒学 奎凤：明儒讲学喜欢用一个词来标示自己的学术宗旨，现在也有人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制度儒学等名目相互标榜。墨家也想把自己泛化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怎么就没有成功呢？因此，一种思想在某一种文化中发生的功能效果，是和整个文化的结构与该思想体系由结构所决定的整个文化体系的地位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最明显的是宗教，和科学对立，但宗教是自古以来的人类的需要。但是这种权威，五四以来已经被破坏了。

从这种关注出发会看到，儒家文化的的继承和转化，对中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的意义。孔子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出道之以德、为政以德的执政理念，我认为这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思想的重大改造。

访谈后翟君作成此文，后已发表在有关刊物。90年代初，已经有人讲我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其实我在80年代那几篇文章里面已经公开这样讲了。

我那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经典诵读和恢复祭孔，但这些后来都出现了。当然，其中我也说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有它的局限性，我的文化观就某些方面来讲，就传统文化来讲，是保守主义的，但这只是我的文化观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儒学功能非常广大，没有这些文化的儒学作为基础，就很难和反传统知识分子展开有力的交锋，来声张儒学的学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价值理性并不仅仅是跟今对立的古，也不是跟新对立的旧，而是人类文明从古到今始终需要的东西。

亚洲价值区分了权利伦理和责任伦理的不同，并突出了责任伦理的重要性，其核心是族群、社会的利益优先，而不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韦伯虽然指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的强势发展，但他非常重视价值理性，他有悲观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性受到抑制，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同时，在学术研究以外，1987年以来我也连续不断地投入对儒学另一个方面的参与，即文化儒学的参与。我在1988年《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中也讲到国民精神和民族的精神气质（ethos），认为应使儒学仍然成为中国人的价值来源之一，提供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以及处事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了解我的儒学思想，也必须了解我的文化观。在这种背景下，孔子被重新重视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